【重點推薦】體驗經濟在中國的發展現狀

　　【第435期】杜創：體驗經濟在中國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體驗經濟”在中國有快速發展的趨勢，靠用戶體驗需求建構起來的消費熱點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由于“體驗經濟”是新提法，還沒有進入國民經濟統計，很難全面準確衡量其發展現狀及體量，不過我們從幾個側面可見一斑。

　　第一，大中型城市的商業尤其是購物中心、線下書店等正在向“體驗式業態”轉型。過去，城市里的大型購物中心以珠寶、服裝等業態為主，其內部空間設計要旨在于引導快速購物。如今，購物中心里餐飲、兒童游樂場等明顯多了起來，顧客在商場里的停留時間大幅增加。線下書店變得不僅僅是賣書的地方，還創造空間讓潛在消費者可以在店內閱讀、喝咖啡，甚至請作者來做新書相關的講座。“購物體驗”已成為商家競爭的一個重要維度。

　　第二，電影、藝術演出、主題公園等文娛產業興起。文娛產業本就是體驗經濟的重要部分，近年來在我國增長尤為迅速。以電影為例，2010年全國電影銀幕6256塊，2019年69787塊，增長了10倍；電影票房收入2010年突破100億元，2019年則增長到642.66億元。

　　第三，與生活服務業新體驗、新消費相關的新業態快速生長。據美團研究院統計，2020年僅在美團平臺上的新體驗類生活服務業新業態就多達47個，包括主題餐廳、VR餐廳、電影酒店、密室、劇本殺、漢服體驗館、沉浸式展覽/博物館、DIY手工坊、電子競技館、轟趴館、植發、室內萌寵互動、共享自習室、產后修復、整理收納、在線問診、智慧養老，等等。

　　體驗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一些問題也浮現出來。一是“體驗業態”的狹義化和雷同化，有將體驗業態狹義理解為休閑娛樂、餐飲業態的傾向，甚至狹義化、簡單化為追求新奇、刺激的體驗；“體驗”雷同化，一哄而上的現象時有發生，真正高質量的體驗仍然稀缺。二是一些傳統業態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中，“營造體驗”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例如大城市多年來提倡公交優先但成效不彰，一個重要原因是公交車、地鐵人滿為患，乘坐體驗很差。

　　由于體驗的不可驗證性，消費者在以高價購買到低質量產品之后難以訴諸法律索償；因此政府干預不應是體驗品市場資源配置的主導方式，高質量體驗品的供給有賴于市場聲譽機制。綜合起來看，發展體驗經濟的基本思路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體驗經濟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具體來說，筆者有幾點政策建議。

　　第一，進一步擴大市場準入，促進線上線下跨界競爭。經濟學和管理學分析都表明，“營造體驗”的根本驅動力來自于市場競爭。當前擴大市場準入促進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互聯網+”在各行各業的滲透，促進線上線下跨界競爭。可考慮結合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在一些重點服務業領域推動擴大市場準入，如放開互聯網首診、網售處方藥，等等。

　　第二，減少各種形式的政府干預，放松價格管制尤其是服務業價格管制。如前文所論，體驗品聲譽機制要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程度的聲譽溢價，即價格高于邊際成本。當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大部分產品價格已經放開。但在部分行業、部分情況下價格管制仍然較重。一是部分服務業仍存在價格管制。二是一些地方物價部門在以“控制物價”等名義干預市場價格時存在過嚴過重的情況。適當放松價格管制，更大幅度讓市場決定價格，是體驗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第三，政府舉辦的服務行業應將注重營造客戶體驗納入績效管理。例如倡導在公立醫院績效管理中，引入“營造體驗”的理念，更加注重提升患者就醫體驗。在公共交通等公用事業配置、運營中，不能僅僅滿足于最低標準式的夠用就行，也要適當關注公眾的使用體驗。

　　原文鏈接：體驗經濟的運行機制、發展邏輯與宏觀效應——基于體驗品經濟學視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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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曉嘉：適度提高醫療和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支出

　　醫療和教育作為人力資本凝結的重要因素，對于共同富裕的實現有著關鍵作用。

　　在醫療服務供給方面，應將財政醫療資金優先投入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對農村及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實施針對性的政策，使醫療衛生資源優先向其傾斜。此外，應穩步推進城鄉醫保整合，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高質量醫療保障體系。城鄉居民醫保整合有助于降低參保人群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發生率，保障農村健康狀況較差、收入水平較低群體的基本福利，進而實現城鄉醫療服務的均等化。

　　在教育服務供給方面，首先，應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縮小城鄉和區域間教育水平差距。應將財政教育資金優先投入到農村及經濟較為落后的地區，重點關注不發達地區資金投入方向，保障偏遠山區和農村地區基本教育資源的獲得，促進教育公平的實現。其次，應不斷優化教育經費使用結構，平衡把控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經費分配，縮小財政支出在三者間的差距。最后，財政投入支持建立高端人才培養體系，全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人力資本在創新驅動發展階段中的重要作用。

　　原文鏈接：實現共同富裕的財稅對策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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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亞平：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應順勢而為

　　世界性的實踐充分證明，人類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因此，我們分析判斷“三農”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困難，研究制訂有關宏觀政策，都應充分地承認和尊重這一重要的客觀依據。如果我們對形勢認識不清，方向把握不準，思想觀念墨守成規，不能與時俱進地創新，就算我們通過“舉國體制”實行人力、物力、財力的大投入，傳統的農業農村也未必能夠重現“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良辰美景。如果我們抓不住矛盾的要害，再多文件也無法落地操作，再多的投入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國“三農”問題的產生，根源并不主要在農業農村本身，而在城鄉分治的社會二元結構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農業農村領域生產要素向城市日趨大規模的單向流動，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城鄉之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平衡與發展程度的不充分，也說明農業與工業、鄉村與城市在制度上仍然處在相互分割和相互對立之中。要想徹底解決中國“三農”問題，我們應該順勢而為，即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制度體系為突破口，及時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以實現農民市民化為具體目標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建設上來。重新評估農村的社會定位與功能作用，不斷釋放生態張力和文化價值，促進農業農村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為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新格局的形成與拓展開辟道路。

　　筆者認為，國家推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思想精髓，不是以歷史上某個階段的農業農村發展狀況為參照物，形成一種農業繁榮、農民富裕、農村進步為主要內涵的具體指標體系，而是面對不斷衰敗的傳統農業和日趨落后的傳統農村，通過一系列宏觀政策的科學調整和各個微觀領域的克難奮進，努力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局面，積極主動地去適應和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滾滾潮流。因此，鄉村振興的核心追求和終極目標，就是要盡快脫離中國幾千年來傳統農業農村的故道，走上一條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之新路，譜寫新時代農業農村現代化新篇章，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當然，這個宏偉目標需要我們通過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奮斗才能實現。

　　原文鏈接：從歷史發展趨勢審視當前農業農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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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志彪：創新的角色適合于讓中小企業來承擔

　　要界定好國有大中型企業和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在現代產業鏈、供應鏈建設中的角色、地位和功能，發揮其互補性作用。國有企業比較適合在產業鏈中當鏈主，它們大多處于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部門，有足夠的規模和研發資金，在國家的要求下，也有足夠的外來壓力和晉升驅動的動力。根據國有企業的這些特性，它比較適合于做那種具有連續性的、累積性特點的產業創新活動，也就是需要長期投入、有一定積累基礎的連續創新，如航空發動機、大型汽輪機、大型精密機床等領域的創新活動。而對于那些面廣量大、涉及方方面面的具有顛覆性的創新活動，或叫做毀滅性的創造性活動，創新的角色適合于讓中小企業來承擔，它們是產業鏈上云集的無數的中小供應商，也是“隱形冠軍”。這樣的功能配合，符合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必須互補的要求，也符合政府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內在要求。

　　原文鏈接：產業政策轉型與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成長環境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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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錫軍：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

　　雖然我國直接融資的規模在不斷增長，但在全社會融資總額中的比重仍然較低。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從存量上看，2020年末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為284.83萬億元。其中代表直接融資的企業債、政府債、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三項余額相加為81.93萬億元，占比約為28.8%。如果只計算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兩項余額，占比僅為12.6%。從增量上看，我國2020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為34.86萬億元，企業債占比約為12.8%，政府債占比約為23.9%，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占比約為2.6%。由此可見，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量上看，我國社會融資規模中各類貸款占比仍是大頭，直接融資占比偏小。而直接融資中，債券融資占比大，股權融資占比很低。

　　2019年10月30日，經濟日報社中國經濟趨勢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2019》顯示，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主要資產集中在房地產上，與成熟市場相比，金融資產占比偏低。再從金融資產本身的配置來看，居民家庭持有無風險金融資產的比率明顯高于持有風險資產的比率。然而隨著居民財富的不斷積累和人口老齡化加速，資本市場越來越不能滿足居民家庭快速擴張的財富管理需求，迫切需要加快發展資本市場以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家庭財富管理需求。

　　資本市場的發展將有利于金融體系功能的優化，促成金融結構的升級，推動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和服務能力的提升。從金融功能發揮的角度切入，通過對過去十幾年來我國金融資產結構的動態變化進行分析，可以推演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功能的相互促進關系。但當前我國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結構存在投融資渠道相對單一、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其他衍生功能不足等問題，與我國目前經濟轉型發展需求、居民財富管理需求不適配。特別是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和嚴峻的外部形勢，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全社會債務水平上升較快，風險不斷沉淀和積聚，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亟待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的金融體系，迫切需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市場形成合理有效的定價，加速對無效資產的出清及低效率機構的淘汰，實現金融資產結構優化與質量提升，最終達到進一步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目標，充分發揮財富管理的基本功能，不斷提升金融反映風險、分散和管理風險的作用，并以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為核心完成金融功能的升級。

　　從國際發展比較來看，以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為主導的經濟體在結構轉型和產業升級中往往能夠搶占先機，轉型過程也表現得更為平穩順暢。在滿足同樣資源配置的前提下，資本市場可將不同風險偏好、期限的資金更為精準高效地轉化為資本，促進要素向最具潛力的領域協同集聚，提高要素質量和配置效率，推動產業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比較各國金融體系可以發現，以銀行為導向的金融體系通常具有更加強烈的政府干預傾向，而在以（資本）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系中，金融資源的配置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前者通常是后發國家實現趕超的工具，而后者則是全球領先國家的根本特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處在人口紅利和經濟趕超時期，形成了以銀行為主導的封閉金融體系，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對資源配置機制有了更高的要求。從企業角度看，我國高新技術行業、互聯網行業等在經濟中的占比提升，企業從傳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轉變，企業的融資需求大、項目風險高、投入周期長，對于資本市場的要求和需求正在改變；從居民角度看，我國居民對于個人財富管理的需求提升，倒逼金融市場提供更多不同風險類型的金融投資工具；從政府角度看，政府轉型提效，不再扮演單一的國有企業背書人的角色，而是要提高國有企業運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基于對多元金融市場的需求，中國需要建設開放的以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系以適應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開放”，即是同時開放對內對外的金融業準入限制，逐步開放對資本金融賬戶的管制，引入境外資金，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市場導向”，即是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使市場存在更多收益與風險更為匹配的金融產品，滿足市場各類投資者需求。

　　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融資結構，需要在發展好債券融資的同時擴大股權融資規模。雖然我國擁有超大規模的市場體量，目前產業升級勢頭強勁，宏觀政策環境、營商環境不斷向好，同時還擁有超過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投資者隊伍也在不斷壯大，資本市場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日益增強，資本市場的發展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但也要看到，由于以銀行信貸為代表的間接融資長期居于主導地位，存在很強的發展慣性，資本市場仍然難以充分發揮其功能，尤其在行業主體的總體實力、專業能力、層次分布、資本文化等還存在短板時。發展資本市場、提高股權融資比重需要向改革要動力，要不斷“過市場關”。

　　原文鏈接：中國特色資本市場的建設目標和路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