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日涵 張丹瑋：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與國際傳播對中國的啟示

　　作者：黃日涵（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數字經濟智庫執行院長，國際關系博士）；張丹瑋（華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助理，碩士）

　　摘要：[目的/意義]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獲得更多的確定性，智庫的研究工作至關重要，唯有加強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了解世界的未來。智庫的研究產品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國家形象以及對外輸出影響力。因此，加強智庫的輿論塑造以及傳播經驗的研究至關重要。[方法/過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國的智庫工作走在世界前列，加強對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以及國際傳播經驗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有助于在新時代通過調動智庫百萬大軍來“講好中國故事”，更好地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結果/結論]本文通過研究美國智庫輿論生產的發展和傳播路徑，對優化中國智庫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1 引言

　　智庫的國際傳播水平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非常重視本國的智庫在國際傳播中發揮的作用，美國一些全球知名智庫承擔著重要的國際傳播任務。2013年，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新型智庫逐漸成為中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在新媒體時代，智庫的輿論生產以及國際傳播方式開始出現轉變，如何與時俱進地通過智庫“講好中國故事”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

　　2 美國智庫的發展現狀

　　根據《2020年度全球智庫報告》的數據顯示，從國別來看，目前美國以2,203家智庫的數量穩居全球智庫數量之首。其中，較為活躍、影響較大的智庫數量達到上百家。智庫的發展在美國國內呈現多樣化的趨勢，主要類型包括學術多樣化型智庫、學術專業化型智庫、以蘭德公司為代表的根據合同進行研究和咨詢的智庫、以傳統基金會為代表的游說型智庫、以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為代表的政策公司型智庫五種。在智庫質量上，最佳利用社交媒體和網絡類選出的前五大智庫中美國智庫占4個，其中包括影響力較大的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布魯金斯學會。根據相關研究成果顯示，以智庫研究成果的被引渠道、被引范圍、被引內容以及被引效果四個維度作為智庫傳播力和影響力的評價指標，美國智庫的指標均高于平均值，具體體現：研究成果被引渠道多，且多被引于受年輕人歡迎的社交媒體；被引范圍廣泛，可以覆蓋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被引內容主要包括大選、地區沖突、流行病毒、間諜等政治領域；被引效果主要表現在觸達率較高、關注人數較多。

　　在智庫功能上，美國智庫扮演了多重角色和身份，其功能主要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美國智庫致力于為美國政府提供政策建議，同時對公共政策進行研究分析和咨詢，有利于優化和改善政府政策；第二，美國智庫善于發揮自身影響力，利用新媒體對外進行國際傳播，在不同的重要場合對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進行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宣揚和推廣了美式民主和價值觀；第三，美國智庫注重發揮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之間的橋梁機制作用，具體體現在將普通民眾難以接觸到或了解不夠深入的專業領域的內容以多樣化的形式呈現出來，幫助普通民眾更好地理解國內外政策，提高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感，激發民眾參政的熱情度，從而發揮“民主的推手”的作用；第四，美國智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自身研究的獨立性，注重智庫之間的相互交流，能夠及時地實現數據的更新流通，因此，起到重要的思想和學術交流平臺的作用，保證智庫自身的發展活力。

　　3 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流程

　　中國輿論學者劉建明提出了“輿論場”的概念，“輿論場”是指在德國心理學家勒溫（Kurt Lewin）的社會場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從宏觀上來講，“輿論場”泛指社會的公共領域；從微觀上來講，“輿論場”強調進行互動的具體的時空環境。王莉麗在“輿論場”概念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了“公共政策輿論場”的概念，主要是指公共政策形成的具體時空環境，構成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智庫、利益集團、大眾傳媒和公眾輿論。因此，美國公共政策的形成主要是依靠公共政策輿論場中不同的因素的互動，由此形成一個以公共政策為中心、向外輻射的網絡結構，探討智庫與公共政策和其他構成因素的互動關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現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流程與規律。

　　3.1 美國智庫與公共政策之間體現為“輸出-補給”的關系

　　簡單來說，智庫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意見和建議，公共政策的缺陷和不完善為智庫提供研究的空間，從而達到智庫觀點和成果改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指導和引領智庫的研究方向和重點持續“輸出-補給”的效果。同時，美國智庫與政府之間特殊的“旋轉門”機制更是直接將智庫研究人員輸送至政府相關部門，從而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產生更加直接的聯系。例如，布魯金斯學會首席亞洲顧問杰弗里·貝德（Jeffrey Bader）在奧巴馬任內任職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卸任后又重回布魯金斯學會進行政策研究。

　　3.2 美國智庫與利益集團之間體現為“內容-渠道”的關系

　　具體表現在智庫為利益集團提供輿論的內容，利益集團成為智庫研究成果的輿論傳播渠道。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主要是公共政策的游說集團，反映和代表的是特定群體的利益，利益集團的游說需要學術理論和大量數據的支撐，這就為智庫的研究重點和方向提供了研究空間，因此，利益集團會采取資金支持的方式，鼓勵智庫對集團自身相關的領域和問題進行研究，并傾向于得出對集團自身有利的結果。例如，美國的以色列游說組織在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等智庫均投入了資金，從而進行有關中東問題的政策研究。

　　3.3 美國智庫與大眾媒體之間體現為“設置-宣傳”的關系

　　具體表現為智庫為大眾媒體提供了傳播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媒體議程的設置，同時大眾媒體宣傳了智庫的觀點，因此，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一方面，智庫需要借助媒體來傳播自身觀點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大眾媒體需要借助智庫的專業性和權威性來提高自身的關注度，智庫和媒體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關系。與此同時，雙方也互為對方站臺，從而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形成有機的利益鏈條。在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中，發言人會經常性地引用智庫研究報告中的數據和案例，這就直接和間接地為媒體提供了可供宣傳和報道的材料。

　　3.4 美國智庫與公眾輿論的關系體現為“輸入-塑造”的關系

　　美國社會的公眾輿論是智庫確定研究重點的重要來源之一，公眾輿論代表了大多數普通民眾所關心的領域和問題，這也是具有較大影響力和權威性的智庫數據庫中必須具有經常性、大規模民意調查數據的重要原因，因此，當民意或公眾輿論輸入到智庫數據庫中，促使智庫對部分公眾關心的問題和領域進行分析和研究，從而反映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使公共政策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的需求。與此同時，在一些公眾缺乏了解的領域，如戰爭、反恐等方面，智庫無疑代表了權威的專家觀點，其觀點能夠對缺乏理性判斷和深入了解的公眾起到輿論引導和觀點塑造的作用。例如，2020年11月16日，美國國會兩黨合作的中美科技關系工作小組發布了一份政策報告《美國的科技競爭新戰略》（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為美國政府在4個科技領域（基礎科學研究、5G數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的發展提出了宏觀的政策目標與具體的咨詢建議，詳盡解答了科技競爭新戰略的問題[]。該工作小組由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和美國亞洲協會中美關系中心共同組織，成功地對科技這一普通民眾不十分熟悉的領域進行了輿論的塑造。

　　圖1 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流程

　　Figure 1 Public opinion production process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由圖1可以看出，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流程是“輿論場”中的所有因素進行互動形成的，因此，美國智庫與任何一個構成因素之間都是雙向互動且相互依存的關系，這就決定了美國智庫是美國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中不可或缺且重要的一環，在“公共政策輿論場”中也有著不可代替的作用。

　　4 美國智庫的媒體傳播經驗

　　美國智庫的兩個主要目標分別是對內進行政策建議、對外進行國際傳播。美國智庫具有更大的研究自主性和獨立性，因此，更加具備對外傳播的主動性，甚至相當大一部分的國際傳播工作都是由智庫來承擔的。客觀地說，要想評價智庫的媒體影響力并不是一件易事，根據媒體的傳播邏輯，可從被引渠道、被引范圍、被引內容和被引效果等4個方面對智庫的傳播能力的效果進行評價。

　　4.1 智庫被引渠道

　　智庫被引渠道是指智庫的研究成果數據被提到的社交媒體平臺，這是衡量智庫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在傳統媒體時代，受到美國政治體制兩黨制的直接影響和美國政府與學界之間特有的“旋轉門”機制，具有黨派色彩的報刊和電視新聞更傾向于從由自身黨派人員組成或支持的智庫中提取研究觀點并進行宣傳，從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黨派政策的連續性，避免發生自相矛盾的情況。進入新媒體時代之后，美國智庫的被引渠道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根據美國皮尤中心研究報告顯示，2021年，18—29周歲的美國公民中，使用推特（Twitter）和臉書（Facebook）的占比分別為42%和70%，屬于最受年輕人歡迎的社交媒體，因此，智庫研究成果和觀點發布在新媒體上獲得的關注度和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質的提升。

　　4.2 智庫被引范圍

　　智庫被引范圍是指智庫的研究成果、數據和觀點的傳播范圍，是判斷智庫影響力范圍的重要衡量標準。在二戰中，美國利用以廣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對美國的立場和價值觀點進行大量的宣傳和輸出，開啟了“無線電輿論戰”的黃金時期，但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大部分是直接宣傳政客的立場和觀點。到了新媒體時代，智庫研究人員可以利用社交媒體直接發布智庫的研究成果和觀點，基于互聯網空間性和雙向性的特點，智庫發表在社交媒體上的內容覆蓋范圍可至全球，同時社交媒體賬號經營者可以直接在平臺與民眾進行互動，幫助國內外民眾更好地理解本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和社會領域的問題。

　　4.3 智庫被引內容

　　如前文所述，公眾輿論是智庫研究內容的重要來源，智庫在一定程度上對公眾輿論進行引導和塑造，因此，公眾輿論與智庫之間的關系可以概括為“輸入-引導/塑造”，在新媒體時代，這一關系更加便捷化，公眾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智庫相關的研究成果來了解自身關注或與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或政策，“輸入-引導/塑造”過程的實現更加迅速和高效。

　　4.4 智庫被引效果

　　簡單來說，智庫被引效果是指智庫發表的觀點和相關成果被公眾接受的程度，在新媒體時代，這一傳播效果能夠通過觸達率、關注者人數、閱讀數量等量化數據更加易于測量和評估，從而對智庫自身研究重點的改變、研究質量的提高起到更好地指導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傳媒時代，美國智庫關注的國際傳播渠道也各有不同，產生的影響也有很大的差別，具體如表1所示。

　　表1 美國智庫的媒體傳播經驗

　　Table 1 The experiences of American think tank on media communication

　　5 中國智庫建設的邏輯轉變

　　5.1 以對內提供政策建議為主

　　黨的十八大之前，許多學者就中國智庫發展演變的階段進行相關研究。清華大學朱旭峰將改革開放后中國智庫的發展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改革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中國智庫仍然作為事業型“思想庫”，主要以提供決策咨詢為主；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這一階段的中國智庫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社會智庫開始興起。王莉麗在《智力資本：中國智庫核心競爭力》中，將中國智庫的發展分為萌芽時期（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多元化發展時期（改革開放后至20世紀80年代）、平穩發展時期（20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末）、戰略發展時期（21世紀前十年）以及黃金時期（2012年至今）五個發展階段。

　　總體來說，中國智庫的邏輯轉變是在國際環境的變化和中國自身的發展雙重影響因素下發生的。黨的十八大以前，中國智庫處于發展探索的階段，相較于探尋出中國智庫自身的創新和發展道路，該階段更多的是以學習和借鑒國外智庫的發展經驗為主。在國際層面上，受到政治和經濟等物質基礎的影響，學術界仍然是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占據主導地位，通過成熟的媒體宣傳體系和智庫研究體系牢牢地把著國際話語權。與之相對，中國智庫長期被邊緣化，中國與世界聯系的日益緊密性和中國智庫發展創新的匱乏形成了嚴重不平衡的狀態，因此，由于智庫在對外宣傳的過程當中發揮的作用有限，中國在國際社會舞臺上鮮有能夠有效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對于“中國威脅論”等惡意抹黑中國形象的論調也很難進行有力地反駁。在國內層面上，中國智庫更多地是以提供政策建議和咨詢為主，因此，影響力較大的國內智庫仍然以政府設立為主，智庫研究也主要遵循“政策導向”原則，官方智庫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規模化和體系化，但整體上囿于機制的限制，智庫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創新的動力和活力。

　　5.2 以對外打造國際傳播平臺為主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智庫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出了中國智庫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對中國智庫發展提出了新要求，體現了決策咨詢體制改革的實踐引領與問題導向，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中國智庫建設和研究進入到以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為目標導向的主題研究和實踐指引。智庫思想市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了實質性發展，決策咨詢體制呈現一些新變化和新趨勢，如政府信息更加透明化、智庫思想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等。據數據統計，中國活躍智庫從2013年的276家增加到2017年的464家，年均增長13.6%。中國智庫的定位開始從以對內提供政策建議為主向以對外打造國際傳播平臺為主進行轉型，智庫研究開始走向國際化。德國法蘭克福和平研究院的帕斯卡（Pascal Abb）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當代中國》期刊）發表的文章中，概述了中國智庫在這一階段取得的專業化發展和新媒體領域的進步。在國際層面，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國際社會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具體表現為國際格局“東升西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迅速向國際舞臺中央靠攏；與此同時，西方國家民粹主義普遍興起，各西方國家政府被分散注意力用以處理本國國內形勢的不穩定。在國內層面，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發展階段。因此，在提供國內的政策咨詢和經濟社會發展建議的基礎上，中國智庫開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多地開始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國際傳播平臺，社會智庫開始大力發展，起到了我國的國際傳播重要的橋梁作用。

　　在蓬勃發展的社會智庫當中，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以下簡稱人大重陽）和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為杰出的代表。在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方面，人大重陽積極配合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重要倡議，創辦絲路學院，在推動“一帶一路”項目對接和交流合作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人大重陽致力于將中國聲音向世界傳播，不僅將赴外調研體系化、常態化，還定期性地邀請國內外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就地區熱點問題以及與中國發展相關的問題進行交流和解答，極大地提升了自身的權威性。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人大重陽先后發布了《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十問美國民主》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報告，對西方一些國家和媒體的蓄意抹黑和污蔑做出了有力、及時的回應，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發聲爭取到了話語陣地。根據2020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智庫和公民社會研究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CCG排名全球第64位，中國八家上榜智庫第6位。CCG每年舉辦60多場國際化的活動，如“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中國企業全球化論壇”，吸引國內外嘉賓數萬人次參加交流。CCG與《人民日報》《環球時報》《時代周刊》《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聯合早報》等國內外近百家知名權威媒體建立聯系，搭建微博、微信公眾號、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等自媒體平臺，致力于在國際輿論領域發出中國智庫自己的聲音。除此之外，官方智庫也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2017年，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成立，積極參與中國智庫對外傳播工作，通過自主研發“國際傳播大數據智能服務平臺”提供數據支撐服務，并發起“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以及國際智庫知識分享計劃，舉辦以全球治理、文明對話等為主題的國際智庫論壇和全國對外傳播理論研討會等品牌活動，為中國智庫的輿論生產以及國際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6 美國智庫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流程與其他構成要素之間的互動是相對成熟和成體系的，美國智庫輿論的生產的傳播具有比較鮮明的優點：首先，相比于“官方話語”，美國民眾更傾向于信任由專家和專業人士組成的智庫提供的觀點。其次，美國智庫善于將研究成果和輿論觀點利用新媒體技術進行宣傳和傳播，針對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用戶分別開通相應的子賬號，并設置可以翻譯成多種語言，極大地提高了美國智庫的國際知名度和公眾認可度。

　　近年來，中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也日益提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在學習美國智庫輿論生產和國際傳播經驗的同時，也需要對癥下藥，依據自身國情來進行優化。

　　第一，“打鐵還需自身硬”。客觀地說，當前中國的國際傳播渠道仍然非常匱乏。傳統媒體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在國際輿論場的影響力仍然較為有限，新媒體領域主要的社交媒體平臺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油管（Youtube）等均掌握在美國手中。要想改變國際傳播的困局，從國家層面，應該重視國際傳播渠道的建設。通過政策扶持、完善法律法規，積極鼓勵并且幫助中國傳統媒體做大、做強，鼓勵互聯網企業打造全球性的新媒體平臺，實現有效“出海”，在全球范圍內擴大影響力。需要做大做強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海外版抖音（Tiktok），塑造更多的傳播平臺，未來才能在國際傳播上有所作為。

　　第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智庫的輿論生產以及國際化傳播也要解決資金來源，以及研究素材的問題。一方面，智庫的資金來源應該多元化，不僅有政府的研究資金支持，也可以廣泛地吸引企業以及社會支持，形成良性循環，有效支持相關工作的開展；另一方面，也要積極地鼓勵中國智庫“走出去”，不管是到國外還是在國內，都要深入一線、實地調研，獲得更多的一手信息，才能做出真學問，用腳底板做學問也是智庫研究“接地氣”的重要方式。

　　第三，“主戰場要有主力軍”。中國智庫要積極轉變思路，在依托本土人才的前提下，需要積極開拓海外研究隊伍，使得智庫研究更加國際化。人大重陽在推動智庫人才建設上不僅積極培養本土化人才，并且積極引進羅思義等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專家學者，真正打造高校和智庫領域的“百萬雄師”，最終實現有效借助“外腦、外嘴”來傳播中國聲音，擴大國際影響力。

　　第四，“新領域要允許新辦法”。對于智庫人才的建設，需要有體系的規劃，積極學習歐美發達國家的經驗，對于人才的培養和晉升給予更多的支持力度，鼓勵年輕人出國交流、深度調研，知己知彼，深入了解世界，才能生產出更有價值的智庫產品，為國際輿論斗爭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撐，也為智庫國際傳播提供寶貴的經驗。尤其需要重視當前對于區域國別人才的培養，唯有下大力氣加大對專門人才的培養，才能夯實研究的基礎。政策咨詢是國別和區域研究的首要任務，也是其受到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智庫的輿論生產以及國際傳播經驗，對于中國智庫的未來發展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目前，中國智庫的發展雖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然還存在“庫多智少”“僧多粥少”等實際問題，尤其是在國際傳播上，中國智庫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基于‘一帶一路’理念傳播視角下的新媒體時代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研究”（項目編號：21AGJ007）、2019年中宣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注釋及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