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推薦】共同富裕與法治現代化相輔相成

　　【第417期】張文顯：共同富裕與法治現代化相輔相成

　　共同富裕豐富了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法理內涵。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體現了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折射到法治領域，也必然是法治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必然深化法治現代化的價值根基，豐富法治現代化的法理內涵，彰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人民性與現代性的統一。

　　對共同富裕面臨的各種關系的調整，諸如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富者（先富）與貧者（后富）的關系，城鄉之間的關系、區域之間的關系、群體之間的關系等，革新了法治的調整機制和方法，其中包含著對法律固有的權利和義務調整機制的創新，更多地融入了公平與效率、自由與平等、致富與共富、私益與公益等價值平衡的辯證法，使法治調整機制體現出法律思維、法治思維和法理思維的融通性，使法治現代化朝著良法善治的方向變革。

　　共同富裕的法律制度供給促進法治發展變革。對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程度是衡量法治現代化的重要標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我國法治目前是個“落伍者”，無論是法律制定還是法律實施，都還沒有確立共同富裕的理念，與共同富裕的法治需求相距甚遠。某些根深蒂固的法律原則、價值理念、運行方式極不適應共同富裕的目標任務，致使共同富裕的法律體系尚不完備、共同富裕的法治環境遠未形成。共同富裕為法治發展和法治現代化提供了重大的歷史性發展機遇。法治應大踏步跟上共同富裕的時代步伐，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增強法律制度供給能力，深化法治供給側改革，推進就業法、勞動法、個稅法、房產稅法、遺產稅法、社會保障法等直接關乎共同富裕的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共同富裕制度體系。

　　原文鏈接：共同富裕與法治現代化相輔相成

　　自上而下的道德編碼和自下而上的道德學習的機器設計思路。前者主張將人類社會的道德規則以程序編碼的方式嵌入算法中，使機器能夠通過計算和推理進行道德決策。后者認為人類的道德行為是在具體道德情景、與他人的互動中習得的，因而無須預先編碼，讓機器通過道德案例觀察、與其他道德體互動學習等成為道德行動者。

　　通過行業標準設定防范和規避人工智能倫理風險的對策。近年來，歐洲機器人研究網絡（EURON），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國家科學基金會、韓國貿易、工業和能源部等從國家層面對人工智能倫理研究進行指導。一些行業協會如英國標準協會（BSI）頒布了《機器人和機器系統的倫理設計和應用指南》，美國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提出“合乎倫理設計”（EAD）規范等，以應對因設計者認知偏好引發的算法歧視、社會不公等問題。

　　通過制度規范化解人工智能倫理風險的做法。2021年4月，歐盟委員會通過了《人工智能法》立法提案，對人工智能的功能和用途等要素做了不可接受的風險、高風險、有限風險和低風險等層級區分，并提出了明確、具體的對應分類治理和監管體系。

　　原文鏈接：西方學界人工智能倫理風險防范研究

　　蒙古定宗二年（1247），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領袖、藏傳佛教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簡稱“薩班”）貢嘎堅贊（1182—1251），應駐守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的蒙古汗國皇子闊端（1206—1251，成吉思汗之孫、窩闊臺次子、定宗貴由之弟）的邀請親赴涼州，就西藏的歸屬問題與闊端舉行會談。闊端與薩班經過一系列商談，達成重要共識，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的版圖。

　　然而，在一些學者的論著中，每每將“涼州會談”說成“涼州會盟”。事實上，“會談”與“會盟”，雖只一字之差，但其含義卻大相徑庭。“會盟”一詞有特定含義，指古代諸侯國之間舉行的聚會和結盟，其目的是謀求霸權或其他相關利益。出席“涼州會談”的人員，雙方是中央與地方的代表，會談的目的是西藏以和平方式納入祖國版圖，尋求國家統一。會談的結果使西藏歸入了偉大祖國的版圖，使藏族同胞被納入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懷抱。如果把涼州會談說成是“涼州會盟”，那就會大大曲解涼州會談的目的，大大貶損和矮化涼州會談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因此，“涼州會談”絕不可以說成是“涼州會盟”。

　　原文鏈接：涼州會談”不能說成“涼州會盟”

　　劉勰《文心雕龍·隱秀》屬殘篇已是學界共識。因殘存文字有限，“隱秀”的內涵“詮明極艱”（黃侃語），其中對“秀”的解讀是歷來爭議的關鍵所在。

　　劉勰推崇“秀”，緣于其昭示的風格符合儒家詩教“雅”的取向。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的解釋，“秀”的本義為“禾黍”，除贊美植物外觀秀茂外，還有重實重質之意，引申至形容文學審美也應是對外在辭藻和內在思想的雙重肯定，正所謂“才情之嘉會也”。這與圣人文章“銜華而佩實”的特征具有一致性。

　　南朝宋齊之間，原本清新雅麗的五言古調在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下形成一種新體，以江淹、鮑照為發端。這種詩歌新風顛倒詞序，不避危仄，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評價道：“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具體如鮑照之“君子彼想”，實應為“想彼君子”；江淹的“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則應為“孤臣墜涕，孽子危心”（孫德謙《六朝麗指》）。劉勰并不認可這種依靠造語驚奇博得讀者關注的做法，所以便以喻示著文質合一、窮力追新但不失雅麗之“秀”作為糾正險俗詩風的新風格。

　　原文鏈接：劉勰“隱秀”之“秀”內涵重詁

　　宣傳愛國思想。清末民初，改造國民性成為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一些思想先進的愛國知識分子積極主動地把西方兒童文學譯介到中國。他們認為，“從娃娃抓起”是改造國民性的關鍵所在。這一時期，外國寓言陸續被譯介到中國，翻譯這些作品的目的則是“欲借以藥吾國人”“以激發國人冒險進取之志氣”。

　　傳播科學新知。翻譯家在譯介外國科幻小說作品時，大多能為青少年讀者著想，采取編譯、改譯等翻譯策略，力圖普及科學文化知識，達到傳播新知、啟發民智、愛國救世的目的。隨著外國科幻小說的陸續引進，作品中科學家的犧牲精神和主人公的探索精神引導、吸引并激勵了當時渴求新知的一代中國少年，他們從這些譯介作品中開拓了視界，初步接受了科學文化的啟蒙。

　　培養人文精神。童話文學作品的譯介為兒童打開了瑰麗多彩的奇幻世界的大門。翻譯家根據時代精神的要求進行選擇性譯介，為兒童展示出童話構思精巧、文辭優美、想象豐富、情理交融的審美特點和藝術特征。顯而易見，這些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作品，有助于培養兒童的人文精神。

　　原文鏈接：清末民初兒童文學翻譯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