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7期】于永軍：依靠群眾進行自我革命，必須把傾聽群眾呼聲當作加強外部監督的利器
依靠群眾進行自我革命，黨員干部必須虛心聽取群眾意見、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主動接受群眾評判。以黨務公開為契機，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不僅了解和參與黨內事務，還能拓寬黨內監督的渠道，權力行使到哪里，監督就延伸到哪里，不斷提高預防腐敗的能力和水平，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黨員干部必須學會如何傾聽群眾的聲音，使各項工作更加符合群眾意愿、體現群眾需求。要完善黨員干部直接聯系群眾的工作服務制度，摸清人民群眾的訴求，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要完善和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在設立“信訪舉報信箱”、“黨風政風監督熱線”、“群眾來訪接待室”，落實“領導干部接待日、群眾來信來訪承諾制度”等傳統“陣地”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好網絡“新陣地”，建設更加便捷、高效的網絡舉報平臺，借助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手段下好“先手棋”，積極回應和反饋群眾關切。
要健全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推動人民團體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把各自聯系的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實踐表明，依靠群眾幫助和支持進行自我革命也是一個雙向互動。黨員干部接受監督的自覺性越強，群眾的監督意識就越足，腐敗現象就會在陽光下無處藏身，真正迎來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態。
原新：積極應對人口負增長，主動直面新挑戰
人口負增長是人口全要素的整體聯動變化，需要在全要素聯動中積極應對。
一是造成人口數量負增長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持續下降且長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要減輕人口負增長的沖擊，促進實現適度生育率水平是基本前提。“三孩”生育政策以及未來可期的自由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不只是在于生育政策對家庭孩子數量的規定，更在于與之配套的一攬子生育支持舉措的設計及有效落地。
二是人口老齡化與人口負增長相伴，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現象而非問題，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關系中所表現出來的種種不適應和矛盾才是老齡社會問題的根源，跳出應對老齡問題的人口局限、老年人局限、部門局限和孤立戰略局限，把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融入國家整體發展的戰略體系框架中，全面、及時、綜合應對才是根本。
三是鄉土社會轉向城鎮社會與人口負增長相隨，常態化的人口流動遷徙在時空上發揮了人口資源削峰填谷的有效配置作用，有利于盤活人口負增長時代的人口大國優勢，提升人力資源和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
四是人口綜合素質大幅度改善與人口負增長相依，數量型、質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機會均隨著人口轉變而轉型，收獲人口機會的手段和路徑需要順勢而為，充分認識并利用人口機會和人口紅利轉型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
于曉宇、盧超：建構全面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框架應遵循的邏輯
第一，數據要安全。要從基礎架構入手，既要拓寬、又要遴選數據源，既要擴大、又要激活數據池，以國產化、一體化為重點，搭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體系。
第二，技術要先進。數字經濟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其中，實體經濟以制造業為典型代表，是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的核心支柱，需要硬科技的強力支撐，形成專精特新優勢。
第三，產業要高效。相比其他生產要素，數據在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中更加高效，且能夠實現即時反饋、加速迭代創新，數據賦能的產業應該更加繁榮。
第四，道德可接受。數據取之于民，需取之有道；用之于民，應惠及大眾。個人隱私保護、防止數據濫用、彌合數字鴻溝、避免數字霸權，是數字經濟得以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
第五，社會要滿意。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長。數字經濟作為后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需要扛起推進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滿足社會期望的重任。五個方面互融互促融合發展，共同組成協調統一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框架邏輯。
陳強遠：數字化轉型可以重構中小企業競爭優勢
數據具有可復制、可共享、無限供給、無限使用、無限增長的特點。中小企業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對市場端、營銷端、生產端、物流端等環節產生的海量數據進行收集、篩選、加工、處理，形成企業運營管理決策的重要依據。例如，數據可以成為新的生產要素納入到企業的生產中，提高產品質量、生產效率和種類范圍。對于中小企業而言，獲取數據要素是取得發展和競爭優勢的關鍵。由于數據要素的非競爭性使它比其他生產要素更易獲取，這對于中小企業提高市場和客戶粘性是非常重要的，將成為中小企業重構自身競爭優勢的重要手段。
鐘飛騰：把發展置于國際議程中心位置
在國際上，由于發達國家曾長期主導全球經濟和國際發展合作議程，更加強調的是諸如利率、匯率等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發展本身反而沒有那么重要。在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界，有關發展問題的研究被認為是研究其他國家的經濟事務，通常在經濟學圈內屬于邊緣性話題，只有美國自身的經濟問題才是經濟學界最關心的。美國經濟總量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且占全球的比重在20%以上，研究美國經濟的運行也成了全球宏觀經濟學圈子最重要的議題。例如，美聯儲的利息變動，關乎全球主要金融機構的各類投資品的定價，因而，美聯儲每一次會議都會成為各大財經媒體的頭條新聞。
美國經濟學家研究其他國家的經濟問題，首當其沖的是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例如，從20世紀60年代起，大西洋兩岸的經濟學家就圍繞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展開了磋商和協調，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庫珀甚至為此提出了“相互依賴的經濟學”這個分析框架。到了20世紀80年代，由于日本經濟崛起對美國構成的挑戰，匯率和貿易政策成為當時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中心議題。而研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問題被放置在南北關系框架內，在這個框架內的主流話語是依附論，試圖挑戰美國在世界經濟運行體制中的中心位置。二戰結束以來，發展經濟學領域經歷過幾次大的學術思潮的變遷，從早期的結構主義到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以及現在基于中國經驗形成的一套實踐經驗和理念，發展中世界越來越認識到，要根據本國的國情制定合適的發展戰略。在發達國家，面臨的挑戰主要是發展以后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國際場合討論的議題，多數均是發達國家最近幾年面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這些內容與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中心任務相差甚遠。當然，為了和發達國家同臺共舞，借助于發達國家構筑的平臺發出聲音，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去討論一些發達國家感興趣的話題。但最近一些年發展中國家構筑的國際合作平臺也很多了，例如G20、金磚機制、“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在聯合國發起的“全球發展倡議之友小組”等。發展中國家參加這些交流平臺并不需要得到發達國家的首肯，因為中國推動的絕大多數國際合作平臺都是開放式的，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和共享理念。
將發展置于國際議程的中心位置，不僅充分表明中國不會僅停留于“世界工廠”，生產物質性產品，也更意味著中國有能力為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有關發展的知識，為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的智慧和方案。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