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期】黃建洪: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助于把現代化發展從西方范式中解放出來
現代化是循序實現人的主體性和提高國家治理自主性為核心內涵的歷史變遷。
當現代化的敘事以西方資本邏輯展演開來并先發性地占據所謂某種理論和實踐“正當性”的時候,給世界呈現的,無非是如《共產黨宣言》所言說的“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這種奠基于“三個從屬于”的支配體系,代表著先發國家現代化道路的資本主義體系和舊全球化霸權體系的經驗表達,說到底仍然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的擴散式宰制化,其國家治理形態有其先進的某些特征,但總體上未能跳脫“強力—支配”體系,其消極性和危害性正逐步顯現。
在“世界走向中國”逐步邁進“中國走向世界”的新階段,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代表的國家治理圖景,從新范式變革和新文明開掘的角度,正以政黨性引領實現人民性、以現代性融匯揚棄傳統性、以民族性表達世界性的方式,逐步承擔起其“世界歷史任務”。顯然,這將有助于把現代化發展從既有大量的西方范式甚至是理論的“西方霸權”中解放出來,以人本的主體性邏輯和人民國家的治理圖景,服務于構筑面向新全球化時代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與新的治理體系。
李佳佳、楊玉春:做好高中生生涯規劃是深入推進新高考改革的重要使命
由于我國生涯規劃教育起步較晚,傳統應試教育模式下高中階段生涯規劃教育非常薄弱,高中生對生涯規劃理論很陌生,不少考生甚至沒有職業生涯的概念,這導致很多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后發現“所錄非所愿”,更有甚者選擇退學重讀。中國教育科學院調查表明:42.1%被調查大學生對所學專業不滿意,65.5%的大學生表示想選別的專業。從表面上看,高考填報志愿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缺少計劃性,實質上是學生缺乏實踐體驗的成長引導,這種情況不應該再繼續下去。
新高考要求學生根據興趣和自身發展規劃確定選考科目,進一步依據專業確定大學。不管是學科選擇、志愿填報還是學生未來長遠發展都缺不了高中階段的生涯規劃教育。在高中進行生涯規劃教育,一方面符合育人為本的教育基本規律,滿足學生個性化自主發展的需求,有利于成功成才目標的達成;另一方面也對學生提出更高的“做好選擇”“規劃人生”的要求,要對自身的個性、特點、學科優勢等有更清晰的自我認知,要逐漸認識當下學習與未來自身發展之間的聯系,要具備處理好個人特長與未來職業發展關系的能力,為學生終身發展帶來理性思維方式和人生決策。
生涯規劃教育是構建學生學習與社會生活之間的重要橋梁,就高中生而言,生涯探索、生涯決策、生涯行動和生涯指導都是其生涯規劃過程中的重要課題,是破解生涯規劃難題的重要方法。
馬曉河:世界產業鏈供應鏈的三個新變化
自從中美貿易爭端爆發以來,特別是在俄烏沖突爆發以后,世界的產業鏈供應鏈發生了以下三個變化。一是搞自給自足。一些經濟體,特別是受此影響比較大的經濟體,在產業鏈上實現“自給自足”,實際上是采取被迫型自我封閉。二是多中心化。在供應鏈上,一個經濟體降低對另一個經濟體的依賴,不依賴于最大的供應方。多中心化的結果是什么?是搜尋和交易成本增加,導致價格上漲。三是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受到價值觀和制度的影響。以價值觀和制度伙伴化來重構產業鏈供應鏈,即產業鏈供應鏈以價值觀取向、制度取向加強分工與合作。
周太東、余璐:八大重點合作領域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當務之急
知識是推動全球發展的根本動能。當今社會是知識和信息的社會,在提高生產力、發展能力和治理能力方面,知識是遠比土地、工具、勞動力等“硬資源”更重要的“軟資源”;消弭知識和技術差距是縮小發展中國家南北發展鴻溝的關鍵。上世紀末以來,發展知識分享與合作開始興起,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在內的國際組織以及不少發達國家成為推動發展知識交流互鑒的重要力量。減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及數字時代互聯互通等八大重點合作領域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當務之急,也是推動全球平衡協調包容發展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
原文鏈接:發揮知識合作粘合劑作用,助力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唐士其:中國未來國際關系人才的素質問題
外交和國際關系是一個特殊的行業。行業最基本的行業規范就是為自己的國家創造和平、創造更好的條件,這需要發揮規范的力量和文化的影響力。
從學生的角度來講,首先,要了解國際規范。目前的國際關系是在歐洲的國際關系體系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樣的國際關系體系在演變過程當中形成了各種規范,比如談判的規范、戰爭的規范,這些規范在不斷發展。中國有自己的原則和規范,這是跟他國打交道的重要依據。
其次,要讓學生了解作為國際規范基礎的價值和不同的價值體系。比如說,我們要了解馬基雅維利為代表的規范,也要了解康德為代表的規范,即普遍和平的規范,權利優先于善的規范等等。
我們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和政治學理論的理解,更多強調的是利益,對于像康德的理解并不是太深太透。西方的自由主義如果僅僅是馬基雅維利那種赤裸裸的權力邏輯,或者像洛克的權利和利益的邏輯,那么權利的平等也變成一句空話。所以西方的自由主義用“道德”的高度老包裝自己,這種“道德”的高度來自于康德強調的人的價值和這種價值的普遍平等。
我們在跟國外的政治學學者交流或斗爭的過程當中,需要判斷他們用的是哪一套價值體系,使用了什么手段。知道了根據,才能夠采取相應的對策。所以我個人認為,一些爭論是可以進行的,關鍵是要知道對方說了什么,他的根據又是什么,防止因為誤解產生根本立場、根本原則或者根本目標的沖突。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目標當然可能有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會太大,和平秩序還是基本的目標。所以我們非常迫切地要讓我們的學生了解到規范后面的理論基礎、價值基礎,這樣才能夠有效地進行國際交流溝通或者斗爭。
再次,文化層面。外交有它特殊的使命,從外交開始的那天就是如此,就是在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溝通和交流。中國和西方的外交都離不開文化,這一點上中外是相通的。
最后,要培養學生交往溝通的藝術和能力,化敵為友,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溝通和交流本身是一種藝術,并不是人靠直覺或者天生的能力就能夠做得到,而是要通過長期的培養和教育,要形成一種人格的魅力、文化的魅力,甚至國家的魅力。有了這種魅力,才能夠讓人心悅誠服。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