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9期】李翔宇、王靜、霍涌泉：孫中山心理建設思想價值再認識
以“天下為公、家國情懷”的理想引領心理建設目標。孫中山非常重視人的心理對國家建設的巨大作用，他深刻地指出，“建國之基，當發端于心理”。建國必先建人，國之強大在于能夠建立“替眾人來服務的新道德”。他將“為大家謀幸福”作為“中國富強的首要事務”。我國自古以來便有“大同社會”的高遠理想，孫中山繼承了這種家國合一情懷，提出“管理眾人之事”，需要“人人本著互助之原則，尚道德、明公理，進而實現世界和平，而陰謀詭計等有害于和諧的心理都應剔除”。
以“中西融合、以我為主”的心理文化創新理路。孫中山心理建設思想的理論出發點是中國傳統心文化的“心為本”論，同時融合了西方近代科學關于物質與精神關系、進化論等新理念，為國人開闊了視野，展示了新的思路。孫中山畢生致力于“出國人之思想于迷津”，曾深刻地指出，要振興中華就必須“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他對中西文化的基本態度是：以開放的品質學習西方文明，但不是全盤照搬和重復；通過比較與選擇，發展新的中華文明，拋棄與新的生活格格不入的舊文化包袱。孫中山在取法西洋的同時看到了其弊病，認為歐美國家“貧富之懸隔，富者富可敵國，貧者貧無立錐”。它們社會存在的問題也非常之多，而對于民生問題、社會革命問題，中國則有可能解決得更好一些。
以“知難行易，行為先”作為心理建設突破口。“知為先，行為重”是我國文化中的一個優良傳統。為了“喚起民眾”，突顯心理要素在革命與建設中的核心價值作用，孫中山創新性地提出了“知難行易”學說，既強調科學認知的艱難和重要性，又體現出獨特的實際針對性。基于對當時現實社會難題的具體考察，孫中山認為心理建設的關鍵要素是“知難行易”。“彼時國人受認知及環境所限，往往目光短淺，不見國家大事，只見個人—家族—宗族的小事，因而身于國難中仍耽于享樂。”孫中山清醒地認識到危機之中所蘊含的機遇，強調“天下之事，莫不成于艱難困苦之后，但能打過此關，則前途必日順利”，提出以“知難行易”代替“知易行難”作為心理建設的關鍵內容。這一“知難行易”主張對于當今心理建設問題仍具啟發意義。
董秀華：與行業需求協同培養更多公衛人才
公衛人才隊伍常被形容為“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就要求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切實把握好“養兵”和“用兵”的關系，做好“短期留人、長期留才”的相關政策配套。從“短期留人”的角度講，重點是如何吸引高校應屆畢業生留在相關行業就業。從“長期留才”的角度說，要提高從業人員的薪酬待遇，要有明確的職業發展路徑，設置職后培養、職稱晉升等的相關配套政策，提高從業人員的自我價值感和自我認同度。同時，也需要加強公共衛生行業宣傳工作，讓公眾對疾控和公共衛生行業的工作特點與社會價值有更為深入的認識和了解。總體來說，就是要切實提高公共衛生行業的人才吸引力，這樣才能穩定人才隊伍，從根源上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并為高校相關專業人才培養奠定較好的需求基礎。
張巍：澄清對主體間精神分析的誤解
誤解一：主體間精神分析是自體心理學的一個分支。這一誤解源于將主體間精神分析狹隘地等同于斯托羅洛（Robert Stolorow）等人的觀點。然而，斯托羅洛等人并非主體間精神分析的全部。在他們之外，還可以看到許多重要的主體間分析師。其中一些研究者也受到了自體心理學的影響，但他們有著多樣化的精神分析背景（如客體關系理論、人際精神分析和拉康學派），不能簡單地等同為自體心理學陣營的人物。
誤解二：主體間精神分析是一個精神分析學派。首先，關于主體間精神分析的術語并不統一。其次，在對主體間性的理解上，分析師們也存在著分歧。“主體間性”一詞源于哲學領域（尤其受到現象學的影響），涉及人的認知、生存、倫理和實踐維度，內容復雜而多樣。最后，在對待單人心理學重點關注的內心維度上，主體間分析師也存在爭議。一部分研究者贊同“析取”立場，認為主體間理論與傳統理論并不兼容，于是在重視主體間維度時，忽視或拋棄內心維度；另一部分研究者支持“合取”立場，主張主體間理論與傳統理論存在一定連續性，因而在關注主體間維度時，兼顧內心維度。
誤解三：主體間精神分析和關系精神分析分屬兩個不同的陣營。從理論觀點和臨床實踐來看，它們的界限并沒有那么涇渭分明。例如，本杰明將自己看作使用主體間理論“范疇”的關系分析師。與之類似，奧格登、畢比、拉赫曼和福沙格（James Fosshage）等人既被視為關系精神分析師，又被看作主體間精神分析師。
誤解四：主體間精神分析起源于美國。早在20世紀初，歐洲精神分析學界就在現象學運動的影響下，與主體間性發生了勾連，隨后這種影響逐漸擴大。然而，由于文獻翻譯的滯后，直到21世紀，歐洲精神分析與主體間性的關聯才逐漸為“英語世界”熟知。因此，認為主體間精神分析起源于美國是一種誤解。
陳勁驍：不過時的癔癥：一種現象學詮釋
在現象學立場上，癔癥的這種不滿足的自我表現為它通過視覺性和聽覺性的滲透，去占據公共空間的全部位置。換言之，在主體間的公共場域中，癔癥總是試圖不斷逾越主體間的界限，侵占他者的空間。對它而言，這種侵占的全部意義便是為了獲得他者的認可，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夠在主體間的場域中錨定住自身的存在位置。現象學家羅杰斯·烏瑞格（Rojas Urrego）強調相遇和在場的聯系：二者共同存在，相互包含。對癔癥來說，這種相遇正是一種展示的時機，是將自己的獨特習慣、態度和風格呈現給世界，獲得世界和他者的承認，并以此呈現出主體在場的絕佳機會。這樣一來，主體性的建構就圍繞著大他者的欲望進行，被大他者的話語所異化。而對于癔癥來說，這種異化是更加徹底的，它始終致力于將大他者的欲望神圣化，并試圖讓自己成為一個特殊的客體，以能為大他者所欲望，并最終通過成為大他者的欲望對象來掌控大他者。
匡賢明：向要素市場化改革要動力
一方面，這項改革將為我國經濟增長釋放出巨大的動力。目前，我國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其中相當一部分壓力是由于體制機制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要素改革的突破，將釋放出巨大的發展動力。例如，如果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建立起來，農村宅基地流轉范圍逐步擴大，將釋放出不亞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效應推進。再例如，作為新生產要素之一的數字要素，其產權界定、交易、保護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如果在這方面有重大突破，將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數字化轉型。
另一方面，除了單個要素領域改革外，這次要素市場化改革試點，更重要的是制度集成創新，屬于綜合改革。比如，進一步理順要素價格的形成機制，形成市場決定價格的有效機制；再比如，在要素領域進一步落實競爭政策，消除要素配置的某些扭曲。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