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7期】葉光亮：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是建設統一開放的高標準市場體系的關鍵保障
國內循環的暢通無阻，需要生產要素市場和消費市場實現統一開放。而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以競爭政策中的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等法律法規，打破橫亙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的各類壁壘，減少市場準入的各類不必要限制，推動要素的市場化高效配置。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暢通無阻，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統一開放是重要前提。為此，必須以競爭政策中的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和行政壟斷規制工具，保障公平競爭原則在區域維度和時間維度的統一，保障經濟政策的公平、透明、可預期；必須以不斷完善的競爭政策推動實現制度型開放，深化在競爭規則領域的開放合作，這有助于推進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關于競爭政策等議題的談判，實現國內國際競爭規則的高質量銜接。
劉濤：構建以居民消費為主體的內需格局
從國際經驗看，大國經濟一般都是以內需為主導的，特別是在邁向高收入階段時，居民消費逐漸成為內需的主體。當前，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經超過1萬美元，更加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但居民消費在內需中的占比相對較低。構建以居民消費為主體的內需格局，是我國在新發展階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舉措，是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強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關鍵之舉。
要進一步擴大有效供給。大力發展既滿足居民改善生活質量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服務消費，取消文化、體育、教育、養老等領域的不合理準入壁壘，支持社會力量增加有效供給。引導各類企業和互聯網平臺提高商業模式創新的可持續性，營造線上線下融合的消費生態，促進商品消費與服務消費相互轉化和帶動。大力發展商旅文體融合的新業態，發展免稅零售。
要進一步完善和優化消費環境。可考慮開展各類特色消費節慶活動，打造多元化消費場景；建立產品和服務消費后評價體系，加大對消費者個人信息保護的力度；圍繞老年人等特定群體的高頻消費內容，在推廣智能化服務的同時，保留和改進傳統服務方式。
要進一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預期。強化就業優先導向，擴大服務業就業容量；進一步擴大職業技能電子培訓券試點，健全職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完善各類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機制；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注重完善對靈活就業人員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
杜傳忠：推進開放性創新，借助全球創新資源提升我國科技創新能力
首先，進一步加強對外國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和重點實驗室的引進，鼓勵它們與我國企業、高校及研發機構結成創新聯合體，進行合作研發。
其次，深度融入國際產業鏈和全球創新網絡，圍繞國際產業鏈關鍵環節與重要節點的關鍵共性技術進行研發。通過全球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合作創新，實現技術成果共享、知識溢出與創新能力提升。
最后，加強國際創新合作平臺建設。加大國家科技計劃開放力度，鼓勵國際科研合作交流，積極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通過建立國際創新合作平臺，聯合開展科學前沿問題和基礎研究。當
然，我國的開放性創新絕不是一味地追求開放，更不是為開放而開放，而應著眼于借助全球創新資源，實現我國科技創新能力的持續提升。在實施開放式創新過程中，既要避免因為過度開放而導致的核心創新能力缺失和“卡脖子”問題，又要防止因過度強調自主而喪失對全球創新網絡、創新資源的利用。
于法穩：縣域生態環境治理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
《綱要》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不僅體現在物質層面，而且也體現在精神層面，更體現在生態層面。實事求是來講，當前生態環境依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短板與弱項。在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縣域生態環境治理不僅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因此，縣域生態環境治理應著力補齊城鄉之間生態環境基礎設施短板，將城鄉生態環境治理放在平等的框架內統籌考慮。
黃裕生：為什么說華夏文化是一種本原文化
說華夏文化是一種本原文化，因為它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00年之間，完成了三個偉大的躍動。
首先，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華夏文化就發現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超越的“絕對者”存在，這個絕對他者在殷商被視為“上帝”或“帝”。從甲骨文可以知道，殷商已經有了一個“至上神”，它超越了所有的自然神。這體現為以宗教的方式達到對絕對的一種意識。今天用來翻譯基督教“god”的“上帝”，人們常常以為是外來詞，其實不是，它是土生土長的一個詞，是耶穌從我們漢語里找到的一個詞，以對應他們一神教里的絕對的創世者，而這個詞就來自于殷商信仰體系里的“上帝”。根據卜辭與金文傳達出來的信息表明，在商朝人的崇拜體系里，上帝已不再是自然神，而是超越于自然神的至高神。
我們通常認為春秋諸子百家以后是人文主義的興起，宗教意識的弱化，這是近代學者的看法，但是今天來看，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我們回到先秦文獻來說，像墨家這樣講理性的一家，它恰恰是以最嚴格論證的方式把“天”確立為至高至貴至智者。在墨翟看來，百工皆有所法，治天下與治國當然也需有所法。那么，法什么呢？父母、學者、君王皆不可法，因為這三者永遠都是“仁者寡”，而不仁者眾。那么，統治以誰為法呢？只能法天，一切正當性都來自“天”。墨家如此理性化的學派自覺地強調有至高的天，其他諸家更是如此。這意味著，在開端于殷商的至上神崇拜精神，并沒有隨周代思想覺醒而弱化。諸子百家不僅是“人文”的覺醒，它同時也是以對人本身的更深度的認識這種方式而自覺地確立“至高者”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它不是弱化了宗教這個維度，而恰恰是自覺地強化絕對者的維度。
另外兩個突破都與孔子相關。他的仁學之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就在于他借此在等級森嚴的時代確立了超越等級的仁愛原則。“仁者愛人”是一條打破所有等級的普遍原則：無論一個人處在什么社會地位上，也無論一個人屬于什么族群、什么國家，都應當愛他（她）。如何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被孔子視為每個人終身都應當遵循與踐行的仁愛原則。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應當如此行。換個角度說，無論面對天子，還是面對庶人，都首先應當踐行這一仁愛原則，而無關地位、身份、等級。
《論語·學而第一》典范地表達出孔子的另一個突破，那就是對確立一種“獨立學說”的自覺與堅定訴求：“為學”的宗旨與目的不是別的，就在于“明道而成就君子”。也就是說，認識普遍的“道理”，并在這種認識過程中改善、提高學習者自身，就是“為學”的目的本身，因此，“為學”本身就具有獨立的價值。孔子據此確立了獨立的學術與教育事業。獨立學說與教育事業在一個文化世界的自覺與確立意味著這個文化世界獲得了兩個深刻洞見：一個是認識到人類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有“普遍的真理”或“普遍的道理”，另一個是認識到，人可以且需要據此“真（道）理”加以改善。教育事業的確立意味著開啟了人類的一個努力，那就是通過改善人本身來改善一切，由此展開了一種用非暴力的方式來改造世界與改善社會的努力。這種精神是極其偉大的。所以，本原文化世界不是簡單地靠武力說話，當然不是說完全排除了武力。但是，孔子這里提出了比武力更高的東西，也可以說，孔子開啟了馴服權力的事業，而且把它當作一種學術的使命、思想的使命。
這些方面表明，華夏文化是非常典范的本原文化。
那么，我們如何面對其他本原文化？我們知道整個世界史就是追求普遍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只有本原文化才真正能夠開辟出具有普遍性原則貫穿其中的世界史。世界史就是在普遍性的歷程中使普遍性水平不斷提高的歷史。本原文化的相遇意味著普遍性原則體系的碰撞與交匯，通過克服對方普遍性的不足相互改變對方，同時提高原則體系的普遍性版本。也就是說，本原文化的相遇會給人們帶來一個契機，那就是進一步提高普遍性的水平。在歷史上，本原文化的碰撞首先發生于兩希文化的相遇。它們之間的碰撞帶來新的普遍性，從而徹底改造了歐洲，甚至可以說某種意義上改造了世界。因為它確立起來一系列的更具普遍性的原則。就思想資源而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愛這些構成現代性社會之秩序基礎的原則體系就來自兩希文化的交匯與融合。
今天，作為一個本原文化民族，我們不需要擔心面對、學習西方文明就會失去自己。相反，對我們而言，這倒是一個機遇、一個契機：去觸碰、消化、融合四大本原文化，開啟新的、更具普遍性的文化世界。本原文化的相遇，既是一個走向更豐富、更全面的世界的事件，也是推動普遍性版本升級的事件。不同本原文化系統的相遇，重要的是創造出足以把所有本原文化系統的核心精神包容在自己之中的新文化世界。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