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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推薦】可用稅收大數據服務經濟社會運行研判

        【第374期】田彬彬:可用稅收大數據服務經濟社會運行研判

        現代經濟社會的運行極為復雜,其社會管理同樣需要匹配高度精細化的手段與工具,而稅收大數據的存在無疑提供了有價值的決策參考體系。首先,稅收大數據可以輔助稅收以外的部門和系統優化決策體系,打通部門之間的信息障礙。以“銀稅互動”為例,基于稅收大數據的信用評價體系彌補了傳統金融部門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在缺乏有效抵押物的情況下,為更好地實現信貸資源與企業的對接提供了良好范例,有助于解決小微企業長期面臨的融資難問題。

        其次,借助稅收大數據可以緩解企業間的資源錯配,打通企業間的信息障礙。例如,不同企業在同一周期內對于勞動力的需求存在差異,會同時出現部分企業員工過剩和部分企業員工緊缺的局面,而依托于稅收大數據的“智稅用工配對模型”,通過分析企業的存貨周轉率、銷售利潤率、個人所得稅每月扣繳人數環比變化率以及人均產值等指標的變化,可以動態測算出企業當前及未來可能面臨的用工缺口或盈余,并通過設置維度篩選指標與模糊查詢指標展示潛在企業名單,打通用工緊張和用工盈余企業間的信息障礙,精準對接相關企業,盤活富余人力資源,實現員工的“共享”。

        最后,基于稅收大數據的測算可以改善部分宏觀經濟指標,增強對于經濟運行的判斷。例如,在經濟景氣指數的編制方面,傳統的景氣指數受制于數據種類和方法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經濟的真實狀況,而基于稅收大數據尤其是其中的發票數據,可以更靈敏地反映企業經營水平和產業鏈的整體通暢程度,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景氣指數也就能具有更高的準確度。

        原文鏈接:稅收大數據服務國家治理的邏輯與路徑

        

        金強:審視文科人才培養中存在的問題

        關于人本身和人類群體之間的學問,需要有較強的涉入感和沉浸式體驗,對于從書本到書本,從理論到理論的研究是拒斥的。縱觀當下的文科教育,對于文科生文學素養提升的關注度不足。很多文科生的文字功底不強、文字表達不佳、人文精神缺失,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投入時間和精力不足、過于功利化的閱讀且閱讀量匱乏、思辨能力減弱、練筆機會較少等。還有就是人們常說的“文史哲基礎不牢固”的問題,有方法而無思想、單純“炫技”的問題嚴重,一些研究者的文獻閱讀量不夠,機械化的技術化的文獻“踩點”和“擇要”能力很強,缺乏長時間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浸潤,難以形成知識體系之間的有效匯通。有的僅知道自己所在領域的局部知識和信息,平時的學術信息接觸習慣僅限于一兩個領域,接觸的同行也是小圈子的,很少做比較大開大合的溝通,這種“固守”無法通向“大格局”和“大視野”。人才培養路徑的趨同化,致使一些青年研究者出現了共性問題,文科人才培養出現了多重危機,文科學術的根本道統問題也會隨之深受影響。

        此外,學術發展的內部環境對于人才培養也尤為重要。當前,很多大學內部文科專業之間存在著發展不平衡問題,一些跨學科之間不能很好地交流意識和融通觀念,學科的“度量”不大,“氣象”偏小,內耗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既無法借力相鄰學科和相似學科資源,也無法協調好學科內部資源,更談不上與跨門類學科之間的互動與互融,嚴重影響了青年文科研究者的成長。因此,“大文科”的理念實施,就是要破除這些由于利益固化和陣營硬化帶來的弊端,讓青年文科研究者把握好學科根本精神,認清學科本質屬性。

        原文鏈接:加強新時代青年文科研究人才隊伍建設

        

        劉順峰:當代中國法律人類學研究的四個維度

        作為一名從事法學與人類學跨學科研究的青年學者,“當代中國法律人類學研究向何處去”,我認為可從如下四個維度展開:

        問題維度。法律人類學研究應樹立“中國問題”意識,努力發現“中國問題”,并嘗試從學理層面提供解決“中國問題”的跨學科方案。

        理論維度。法律人類學研究應注意中國本土概念與術語的提煉,努力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建構貢獻基礎理論。

        歷史維度。法律人類學研究應大力發掘中國傳統法學與人類學知識譜系中的法律人類學資源,以為法律人類學的中國故事書寫提供素材。

        地理維度。法律人類學研究始終要面向世界,與國外學界保持良好的學術溝通與交流,善于從國外的最新研究中發現問題與獲得啟發,從而加快完善中國法律人類學的體系建構。

        原文鏈接:當代中國法律人類學研究的四個維度

        

        韓喜平: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為何成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解放是人實現自由個性發展的保障,勞動擺脫了私有制、資本的束縛,真正成為了人的需要,勞動也成為能夠成就幸福生活的活動,建立在人的全面發展和人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表征,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消解了一切奴役的、物化的外殼,是“聯合起來的個人”通過“聯合起來的社會勞動”占有社會生產資料,從而也就允許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在勞動活動中自由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這也積極彰顯出了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使得人可以通過享受自己通過勞動創造出的自由時間,發展自由個性,勞動解放后才能實現“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條件”的“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在這樣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勞動將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

        原文鏈接:勞動改變生活品質

        

        王霞:器樂與勞動

        對器樂而言,人類在勞動實踐中,有意識地制造工具和發聲器,起初是作為勞動工具和生活工具運用,后在勞動生活中逐步演化為樂器。如賈湖骨笛,起初便是遠古獵人利用骨哨模擬鹿的鳴叫,吸引異性,伺機誘殺;再如弦樂器 “管篌”之類,乃系由捕捉鳥獸的弓逐漸演變而來。《呂氏春秋》記載相傳為堯、舜時代的“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尚書·舜典》記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分別是人們以土鼓、石磬為樂器,以祈福或酬神的記載。

        此外,奉節石哨、賈湖古笛、鐘磬“金石”、陶塤陶哨等等, 就是遠古時期人類為祭祀時伴奏歌舞創造的早期樂器。春秋末期的《考工記》, 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的《莊子雜編·徐無鬼》, 記述了樂器聲學理論為后人制作樂器提供了重要依據。

        原文鏈接:古籍中的音樂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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