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期】肖威、劉楠：加強數字金融風險防控
近年來，P2P平臺暴雷、數字金融欺詐頻發等金融亂象表明，加強數字金融業的系統性風險防控緊迫而必要。針對數字金融特性，應盡快建立適應當前數字金融混業經營趨勢的監管模式，統籌數字金融行業的監管工作。建立嚴格的數字金融行業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加強行業自律。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尤其是投資安全保護，強化數字金融消費者教育。同時還要高度重視消費者信息安全，圍繞《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電子商務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完善涉及數字金融的相關法規，依法保護金融消費者信息安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機會均等視域下數字經濟影響居民收入分配研究”（20CJL028）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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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梅：持續深化制度型開放是未來我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力
我國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正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制度型開放不僅要求中國能夠有效對接國際開放制度，還需要中國進一步帶來積極影響。基于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自貿協定安排相互促進的共識，中國將進一步以積極的、建設性的方式參與WTO改革，努力破解原有的規則鎖定，通過制定新規和強化現有合理規則，實現貿易規則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贏得發展空間。此外，鑒于WTO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更要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中發揮更多的引領作用，同時在地區和全球兩個層面活躍且有效地參與制度供給，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合作。2021年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都體現了中國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決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新時代中國參與全球貿易體系變革的前瞻性研究”（20BJL047）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教授）
原文鏈接：持續深化制度型開放是未來我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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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亞軍、劉瑩：依法治理歸根結底是一種“規則之治”
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作為國之重器一直是治國理政的主要工具。誠然，依法治理的穩定性必須由一整套完備的制度體系加以保障，“無規矩不成方圓”，法律作為規則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其作用是為人的行為設定底線，用以區分人們行為的性質并以此為準繩規范個人行為、引導社會生活，進而防止社會失序，實現風險可控。依法治理歸根結底是一種“規則之治”。其中，規則的設立是首要的，制定良好的規則是“善治”的基礎，規則也唯有反映民眾的價值共識才能得到真心的擁護和自覺的遵守；其次，已經制定的規則如果不能得到正確的、平等的執行和適用，那么只能淪為“一紙空文”，不僅難以得到有效遵守，更將直接影響規則的公信力，甚至是民眾對國家和政府的信任感；最后，制定規則的初衷和最終目標是人們能樹立規則意識、形成規則思維，能以此自覺規范行為，進而實現全社會依規辦事的風氣。當這樣的社會氛圍形成之后，“規則”和“無需規則的秩序”就會實現良性互補，一旦規則成為人們為人處世的方式，就能變成一種行為“慣性”，不僅能得到自覺的遵守，還能形成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保障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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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勇：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促進低收入群體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著力點
公共服務水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標準，也是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作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之一，“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既可以夯實共同富裕的公共事業基礎，又有利于激發共同富裕的公共分配效能，為未來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奠定基礎。要以不斷滿足困難群眾美好生活需要為目標，筑牢民生保障底線，以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著力推進低收入人群加快實現共同富裕。
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要完善社會救助機制，兜底城鄉低收入群體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在住有所居方面，要完善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擴大保障性租賃住房供給，無論是城鎮低收入群體還是農村低收入群體均要應保盡保；在子女教育方面，“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資本投入，有效減輕困難家庭教育負擔，提高低收入群眾子女受教育水平”，為低收入群體創造均等的發展機會；在要素流動方面，要建立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步伐的公共服務配套制度，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推進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打通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通道，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需要指出的是，低收入群體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系統性的統一體，包括社會保障、教育、衛生醫療、就業、基礎設施等方面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需要各種制度和安排協同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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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蔚文：以中心城市和縣城為重點，促進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
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化城鎮體系是現代化的空間載體。一是強化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主要平臺作用。以促進各類要素在省域間、城市間自由流動為重點，建立一體化發展協同機制。推動城市群、都市圈內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環境治理等協調聯動，避免重復建設。二是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推行定點幫扶，有條件的城市可采用科創飛地模式，借中心城市的人才實現產業躍遷式發展。三是分類推進縣城城鎮化建設。處于中心城市周邊的“衛星縣城”應主動融入城市群和都市圈發展格局，承接中心城市的產業和人口疏解，與中心城市公共服務共建共享；不在中心城市輻射范圍但自身產業基礎較好的“節點縣城”應注重產業和公共服務補短板強弱項，加強與周邊區縣協作，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探索“小都市區”發展模式。不具有區位和產業優勢的一般縣城可借助自身比較優勢與大城市合作，通過“飛地經濟”等模式為本地農業轉移人口和返鄉農民工提供就業崗位。
“學術卡片”欄目所摘選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報社光明智庫、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系統）、光明日報理論部等主流媒體，希望借此欄目為廣大學者提供哲學社會科學最新、最權威的研究成果。
